据统计，除央企外，在全国9.19万亿元国有资产中，广东有1.62万亿，占六分之一强，居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首位。而从近三年来该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来看，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案件有1119宗，占案件总数的8.6%；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国企“一把手”421人，占所查处国企领导干部总数的33.4%。去年以来，广东省共出台国资监管制度25项，推进了国资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；有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主动上交“红包”151.22万元。
308名国企领导主动上交红包，说明纪检监察机关的整治行动已经发挥了一定的威慑作用。但是笔者注意到，在各大门户网站中，不少网友质疑：人均上交红包不到5000元，数额太少，只具有象征意义，根本没有触及红包问题的根本。
从近来媒体曝光的一些国企领导贪污、受贿案来看，一人涉案金额百万、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案件并不在少数。这样看来，公众产生怀疑并不难理解。透过公众对308人上交151万元红包的不信任态度，也可以看出当前廉政建设与公众预期还有较大距离，反腐任务还十分艰巨。
人均上交红包5000元并不是说人人上交5000元，在上交红包的国企领导中，肯定有人收受的款额远远超过了5000元。除了主动上交者外，我们也不能排除还有心存侥幸，没有上交或者没有全额上交红包的国企领导。国企领导到底收了多少红包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当然，笔者期待，有关部门对那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的少数“红包领导”一查到底，净化国企环境，消除社会怀疑。
但是，笔者认为，透过红包，我们更应该思考，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向国企领导送红包？国企领导为何敢于收红包？从理论上讲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，计划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，国企领导权力寻租的市场也越来越小。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，在体制转型的时代，由于经济转制，国企领导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大，由于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没有同步跟进，或者是法不责众，因国企领导决策失误，徇私枉法、中饱私囊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并不少见。
因此，对国企红包现象，一方面纪检监察机关要严厉查处具有贪腐行为的国企领导与行贿人，让国企领导与行贿人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贪腐，不敢送红包；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，把国企重大决策程序细节放到阳光下“暴晒”。比如通过政府或者国企网站向社会公示，自觉接受国企普通职工质询与公众舆论监督。从源头上减少其贪腐机会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有关方面还应该在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框架内，完善国企领导及其配偶子女财产公示制度，亮出国企领导的真实家底，把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推进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红包痼疾，逐步消除公众对国企领导贪腐行为的怀疑心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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